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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蔡襄监察思想的历史价值
来源:湄洲日报 | 浏览次数: | 时间:2018-11-11 15: | 字体大小:[大][中][小]

  位于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锦岭将军山下的“蔡襄纪念园”,是我市省级廉政教育基地。园中的牌匾,在秋天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近年来,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到此参观、游览、接受教育的游客络绎不绝,蔡襄——这个宋代集政治、文学、书法、科普于一身的名臣在现今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学习借鉴他的监察思想裨益匪浅,不失为治政一剂良方。

  蔡襄(1012年-1067年),字君谟,仙游枫亭人。19岁中进士,先后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福建路转运使和泉州、福州、开封、杭州府事等职。他为官37年,公正清廉、不徇私情、刚直敢谏、扶正祛邪、力主改革、以民为本、政绩显著。“公慑奸魂千古乾坤留正气,诚承祖德万家荔谱永留芳”、“一身藏正气、两袖重清风”是后人对这位廉臣表达敬仰之情的真实写照,朱熹评价他“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

  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监察体系,以御史制度和谏官制度为基本架构。御史监察对象是百官,负责检举纠察各级官员的失职、渎职、贪腐及其他行为,而谏官监察的对象则是皇帝,谏官制度尽管属于君主制的附庸,但它对君主制的运行和君主行使最高统治权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可以说是君主制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监察是手段,民本是目标。要达到“安民”这个目标,首先必须从统治者本身做起,反腐倡廉,整顿吏治,(“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蔡襄),完善监督机制,造就廉洁自持、取信于民的好官。培育勤政为民的官风,是巩固政权、造福于民的不二选择。

  宋朝沿袭唐制,监察制度由“谏官谏诤”和“御史纠弹”两部分组成。宋仁宗景祜三年(1036)五月,改革派代表范仲淹上疏认为,宰相吕夷简执政以来,用人唯亲、因循守旧、压制忠贤、大坏纲纪,导致国家处于贫弱状态,而仁宗皇帝却听信吕夷简谗言,贬范仲淹出知饶州;名士余靖、尹洙出于义愤,为其鸣不平也遭谪贬出朝;欧阳修致书右司谏高若讷(监察官员),指责其不能伸张正义,不知羞耻,也获罪被贬为夷陵县令。朝廷十三天内连贬四位朝官,时年二十四岁、初任西京留守推官的蔡襄闻知大愤,为此作《四贤一不肖诗》五首,赞扬范、余、尹、欧阳为“四贤”,怒斥高氏为“不肖”徒。《四贤一不肖诗》甫一面世,即被争相传抄,蔡襄因此名扬朝野,于庆历三年(1043)被宋仁宗补点为谏官,由此与王素、余靖、欧阳修等人被称为宋朝“四谏”。蔡襄当谏官后向宋仁宗奏请:“任谏非难,惟听谏之难;听谏非难,惟用谏之难。”——《言增置谏官书》,指出皇帝任用谏官不难,难的是听取谏言,听取谏言或许还不难,最难的是采纳谏言,只有真正采纳谏言,谏官才不会形同虚设,谏言才不会失去价值和意义;“臣乞御史台官属只下御史中丞荐举,宽其资限之格,资深者为御史,卑者为里行。若能称职,亦是官守之常,不必过有升陟。或不称职,可并举者坐之,则朝廷有责任之方,风宪有得人之美。”——《乞令御史中丞举属官状》,“御史府之职,正纪纲,绳愆缪,外以肃官师,内以献忠谠,名为清要,固难其材。”——《尚书都官员外郎郭中锡可侍御史制》;指出皇帝只任用御史台中丞,其下属官皆由中丞按级推荐选拔任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令畅通。可见,蔡襄的监察思想是既要任用谏官,又要倾听谏言,更重要的是采纳谏言,落实谏言;既要重视御史官的选择,在御史台增置言谏御史,又要让谏官兼御史之职,更要解除谏官进谏后顾之忧,要求谏官论列官员的奏疏必须保密,不要出示给当事人看。在蔡襄的推动下,宋朝监察制度最终“台谏合一”,从而开创了宋朝监察体系“台谏合一”的先河,对后来的国家完善监察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今,蔡襄的故居地仙游县枫亭镇纪委,每到“清明节”、“七一”、“中秋节”、“国庆节”等重要节庆,都要组织党员、干部及学校师生,在蔡襄廉政教育基地举办廉政主题活动。仙游县还组织创作古典廉戏《蔡襄造洛阳桥》,在全县各乡镇巡回演出;组织编写《蔡襄勤政廉政故事》《仙游县廉吏》等书藉,作为全县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教育读本和全县中小学生德育教育的辅助教材,让蔡襄故里廉风劲吹,清气长驻。(李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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